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总共存在过五百五十八个帝王，包括了三百九十六帝，一百六十二王。史载商汤以前，帝王都具百龄以上的高寿，如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尧一百一十七岁，舜一百岁，后人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这是事实。　　

　　从秦始皇到清末帝宣统，共有三百三十五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那么帝王的数字就是二百三十五。这二百三十五个帝王中，寿命在二十岁以下的有二十八人，二十——四十岁之间有八十三人，四十——六十岁之间有七十七人，六十——八十岁之间有三十六人。在长寿的三十六人中，七十以上的有六人，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唐玄宗、辽道宗、明太祖；八十以上的有五人，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清高宗享寿八十九岁，居中国帝王寿数之最。而二百三十五位帝王中除十一位寿数不明者以外，其余的平均寿数是三十九岁。岁数均以传统的虚龄计算。　　　　

　　和平时期平民多死于疾病，战乱时期平民多死于兵燹。而帝王的死因则是各色各样，其中死于疾病的约占三分之二，死于它故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帝王所特有的死亡方式，包括死于篡弑、死于丹药中毒、暴死而原委扑朔迷离、死于荒淫。　　　　

　　死于疾病　　　　　　

　　病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凶恶的。医学自古代发展至今，有着艰难的探索，渐进过程。愈是遥远的古代，医疗、医学水平愈是远离现代科学。由于历史记载不详，今人很难根据史料总结出导致大多数皇帝死亡的各种疾病是什么。

　　因病而死的皇帝，史书上多未说明死于何病。而且病死的皇帝也少有卧病多年、日渐危重者，而多是一、二个月发病，不久病故。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等于标明该皇帝的死期不远了，其实“不豫”就是身体不适，一个人一生可能得很多次病，“不豫”很多次，然而身为皇帝，一旦宣告不豫，那就危乎殆哉了。难道皇帝的生命就如此脆弱？

　　既然生在帝王家，帝王一个人自幼享用的一切就比平民高上千万倍。庶民百姓为衣、食、生计财产奔波忙碌终生，付出一生心神和体力代价，其间还受到天灾、人祸的多次袭击，疾病难以获得及时、精确的医治，要想活得愉快、长久实在很难。然而皇帝的美衣、玉食是其基本享受；全国一流的医师不离左右；禁卫森严以避免外来的伤害；出外卤薄大驾，在宫内行走也需坐辇，皇帝连摔一个跟斗几乎都不可能。这种安稳的生活，如何能不快乐长寿？然而，皇帝的生命的确是脆弱的。康熙皇帝就曾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更强，更能使皇帝难以摆脱。

　　皇帝是这样一种稀罕物：他除了发号施令外，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虽然有些皇帝能文能武，但更多的皇帝手无缚鸡之力，打不过宦官、甚至打不过宫女，是世上最无防卫能力、最虚弱的人。但事实上，戕害其生命的力量，多是来自他自己而不是外人。首先，做皇帝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多大的享受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付出，并不是一一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皇帝的行动上，而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官员丢官后可以归田，归田后还有可能再返官场，皇帝则是没有退路的，要彻底坐下去，牢固地坐下去。宝座位于无限风光之险峰，坐在那里安然与否，只有皇帝的内心知道。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当读到苏轼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词句时，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如果一旦皇位不稳，则处处隐藏着杀机、性命旦夕不保；被从帝座上赶下来，想退身为平民亦不可得、想苟全残生也办不到。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害亡国皇帝的先例后，皇帝们一代代位亡则身亡。所谓圣明君主终生殚精竭虑、孜孜勤政，不就是因为害怕丢失皇位、无葬身之地？正如康熙皇帝所说：“人君无退葬之地，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唐太宗在遗诏中说：“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就连后世一致指责的暴君秦始皇每天都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的竹简奏章。如此忧烦，如何能安养天年，做一个与天地同呼吸、忘身物外的寿星？

　　因此大多数皇帝根本达不到寿星之龄，在离寿星之龄尚远时就注定要死于心脑、内脏的疾病。

　　其次，多欲而非寡欲、躁动不安而非宁静闲和，伴随皇帝们的一生。荒淫是帝王共有的禀性，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帝王绝对不会为了长生而接受寡欲之说，想当年中原逐鹿，不惜抛头、洒血最终拥有天下，岂是为了寡欲？在皇帝能够享受的衣、食、色等大欲中，以色为先，而且尽可能推向极致。纵情声、色之时，皇帝们没有意识到享受与享寿在暗地里做着交易；或者意识到了，只能求助于房中术、长生术，而任何术都不可能在皇帝身上显灵，扳回他急步奔向死亡的双腿。

　　皇帝的病因极不单纯，多属疑难杂症，发作时积患已久。御医虽是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但医治皇帝所患的某种病例并不多，不敢确保诊治无误。求医者由于是皇帝，御医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发生的悲剧不是御医被杀，就是皇帝速死。

　　皇

死于篡弑

　　二百三十五位帝王中，在位期间被杀害的有四十五人。如果包括下台以后（各朝末主）被杀以及史书隐讳而普遍被史家认为死于篡弑的皇帝，就有六十多人。

　　帝王本是操全国生杀大权的唯一人，是一切权力的中枢。儒家规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么皇帝怎么会被他人所杀害呢？

　　关键仍是一个“权”字。皇帝的权力附着于皇帝身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皇帝；如果皇权游离于一旁，或权力之柄操之于他人之手，双方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结果不是弄权者被杀就是皇帝成为牺牲品。例如发生在两汉的皇帝与外戚之间的冲突，东汉章帝与宦官郑众等诛外戚窦宪、安帝与宦官江京等谋划杀了外戚邓氏家族、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灭了外戚梁氏之势，各自夺回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然而西汉平帝与外戚王莽冲突，被王莽用毒酒结束了性命，东汉质帝由于年幼缺乏策略，与掌权的外戚梁冀敌视，被梁冀毒死。

　　外戚较之大臣更容易干政，而权臣才是皇帝在朝中真正的政敌。权臣的权力大到能够废立皇帝的时候，皇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见威权掌于司马昭之手，不胜其忿，召大臣王沉、王经、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以为应讲策略，而王沉、王业却奔走向司马昭告密。曹髦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已苍头官僮鼓噪而出。追随司马昭的大臣贾充毫不迟疑地率中护军，在南阙下迎战皇帝的小队人马。司马昭的亲信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问什么！成济便一马当先，抽戈刺向皇帝。二十岁的曹髦死于车下。皇帝死后，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杀了成济，然而按照史家书史的原则，杀害皇帝的正是司马昭。

　　同一年，被权臣孙琳废为会稽王的吴国皇帝孙亮突然死去，年仅十八岁。

　　权臣废掉皇帝之后，能与废帝共在一个苍天之下，安然无事？为了防止时有可能发生的不测，权臣定会或明或暗地将废帝除命。例如东汉董卓废少帝刘辩之后，又派人给他送去一壶毒酒；南朝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徐羡之等人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死于徐羡之派来的特使之手；南齐十五岁的萧昭文只作了三个月的傀儡皇帝，被废后仍免不了一死。北魏后期权臣尔朱兆连续废杀了两个皇帝，继尔朱氏掌权的高欢紧接着又废杀了两个皇帝，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权臣宇文泰酖杀。北周的五位皇帝中，有两位被权臣宇文护所杀。

　　欲图篡位的权臣经常使用的伎俩是，先废杀在位的成年皇帝，然后拥立幼主，再图禅位。例如唐代就落入这样一种结局：同样以军事起家的朱全忠杀了三十八岁的唐昭宗，另立十三岁的昭宗之子李柷，三年后朱全忠禅位为帝，次年李柷被毒死，谥为唐哀帝。

　　权臣之所以能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凭借的是智谋和勇力，这种本领远胜于昏狂无知的少年皇帝。而且历史有时还给图谋坐皇帝的权臣提供道义上的机会，即某些在位的狂躁肆虐的皇帝实在该杀，其被杀乃是自取其祸。这种历史活剧集中在南北朝。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喜欢亲手杀人取乐，针、锥、凿、锯不离手。刘昱常到街巷中扰民，对不顺其意者，当即屠剖。杀人成瘾，以至于一日不杀便惨然不乐。时值盛暑，刘昱提着弓箭到将军府，见萧道成袒露肚皮在午睡，刘昱要萧道成站起来，画其腹为靶心，准备引

　　弓射之。旁有人建言，一箭射死，就无法再射了，不如用软质的骲箭射。结果刘昱一箭射中萧的肚脐，扔下弓大笑说：“此手何如！”当时刘昱对萧道成的威势日重已经不满，曾磨着铤说：“明日杀萧道成”。

　　萧道成广结党羽，密谋结束皇帝的性命。越骑校尉王敬则衣间以青衣蔽体，匍匐于道路，伺察皇帝的往来，刘昱的近侍杨玉夫等人也成为萧道成的合作者。刘昱出入无常，事发的那一晚还在新安寺偷狗，然后煮食、饮酒，醉后忽然对杨玉夫恶狠狠地说：“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当夜，杨玉夫与另一近侍杨万年伺帝熟寝，取防身刀把刘昱身首分离，然后将首级密传给等候在外的王敬则，王敬则赶到将军府，将皇帝首级扔进墙内。萧道成紧急入宫，证实刘昱已死，内廷成员咸称万岁。

　　南齐皇帝萧昭业也是个无赖少年，被萧鸾（后来的齐明帝）所杀；东昏侯萧宝卷荒唐不经，后来的梁武帝萧衍起兵，宫中卫士杀萧宝卷，迎萧衍入建康（南京）。

　　宦官杀皇帝，可以在后宫不动声色地进行。第一位死于宦官之手的皇帝是秦二世；北魏宦官宗爱接连杀了二个皇帝，即太武帝拓跋焘和继立的拓跋余；唐宪宗李纯、敬宗李湛分别被宦官夺命。宦官杀了皇帝后，不可能自己做皇帝，而是另立柔顺听命的皇帝。

　　最恐怖的是皇家父子、母子、兄弟相残杀，是为宫中权力斗争的最高潮。南朝宋时，首都建康有句民谣：“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创“元嘉之治”的宋文帝刘义隆，早年立袁皇后所生的刘劭为太子，袁皇后因失宠怨恨而死，刘劭因此而仇恨潘淑妃及其子刘浚。刘浚很怕刘劭，遂曲意逢迎，二人结为密友。他们与女巫勾结、诅咒宋文帝早死。宋文帝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