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故事和小说可以说是同一个源头。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的内容必须用比喻，所谓“有说则可”，就包含了故事的意味在里面。秦汉时出现了“俳优”，相当现在的“相声”。“俳优家”在达官贵人或者皇帝面前“插科打诨”，说笑话、讲故事，我国的职业说话者由此产生。这时，还有两种人值得注意：一种是稗官，替朝廷收集“街谈巷议”、“里巷风俗”的人，后世人称之为“小说家”，他们记录的文字被成为“稗官小说”，其实，这是误解，他们所收集的多是故事。因故事历史没人搞，小说历史学家就钻了空子。一种是方士，在汉朝尤其盛行。方士依靠民间故事来游说皇帝，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就是《三海经》等。
《三海经》是我国最早的神话传说，里面的内容多是故事。可以说，《三海经》是我国最早的故事集。
魏晋六朝时期，说话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说话艺人，即“说肥瘦”。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依旧没有摆脱达官贵人。
到了唐朝，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市，产生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需要休闲和娱乐，于是，在我国蓬勃发展起了说话艺术，并出现了职业说书人。唐朝是我国说书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唐朝的说话内容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民间说话。应该是面对市民阶层，为了市民阶层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说书。可惜的是，现在留传下来的文字材料很少，只能从唐朝诗人的诗句中看出一点端倪。如元稹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自寅至巳，犹未必词也”。
一种是宫廷里的说话。这应该是从前朝沿袭下来的一种娱乐活动。《高力士外传》记载：每日上皇与高公……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可见，皇帝还是比较喜欢听说书的。
可惜，现在也没有留传下来说话的底本。
一种是寺院里的俗讲。
中国的宗教原来是国有的儒教、道教。唐朝时，传来了佛教。佛教为了传播教义、吸引听众，运用故事来传播佛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变文”。“变文”是俗讲的底本。这种底本本来由于时间的关系，早已经湮没了。但是，敦煌保留下来许多“变文”，为我们研究唐朝的俗讲留下了丰富的文字材料。敦煌变文已经整理出了书，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买来研究学习。
俗讲基本具备了说话的雏形，对于后代的说话具有极大的影响，也对于后代的故事写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由于文化的不发达，以及知识成为稀有，文字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种难以掌握和使用的工具。所以，故事不可能成为文字，而只能够口口相传。这种状况一直发展到20世纪。我国的市民由于知识的限制，无法获得阅读的快感，而只能够通过耳朵来获取快乐。这应该是一种悲哀，更是故事发展的悲哀！
所以，研究故事的历史，完全不可能从文字中寻找材料，只能够从古代的说话艺人中寻找材料。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故事历史的研究。
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故事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而发展。在今天我们写作故事时，满足市民的需要，为市民提供娱乐服务，依旧应该是故事的宗旨。这是故事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民间艺术的发展，影响到文人。唐朝的文人创作了一种类似于小说的东东，就是“传奇”。至此，我国的故事和小说，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唐朝设立了“宵禁”，晚上市民不准出来活动；而且，除了寺院之外，没有固定的说话场所，就限制了说话艺术的发展。
唐朝文人写作的传奇，到了宋朝后，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朝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有人开始刊印书籍挣钱。于是，许多人收集以前说话人的底本，刊印出来，就有了所谓的“四大奇书”，以及《三言二拍》等。其实，这些著作都是前朝人说话的底本，《三国》、《水浒》、《西游》在宋朝就已经有专门的说话门类，只有《金瓶梅演义》是文人单独创作的。所以，说我国的小说脱胎于故事，一点都不夸大。
清朝时，出现了《红楼梦》。这应该是文人创作的第一部成就最高的小说。由于《红楼梦》的出现，我国的小说和故事才开始分道扬镳。
我国的故事在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