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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曾国藩小传

[推荐]曾国藩小传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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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
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出丑:处置天津教案不力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
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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