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一生既是辉煌的,也是悲哀的。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却终究没能逃脱自己的制定的法律。也许作茧自缚说得正是这个道理吧。
中国人喜欢问出身。英雄莫问出身,是没有出身的人,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想刘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满朝皆是老百姓。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刘邦不是还给自己搞了个赤帝子的名头。而那常常自谓“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与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结上这么亲戚,估计就变成朱熹的什么什么孙子了。
商鞅的出身我们也是要看看的,他是卫国宗族的旁支,姓公孙,名鞅,有贵族血统,据《史记》说,他的祖上原来是姓姬的,够牛了吧,和周天子一个姓。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学,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他原来是魏国打工。那么他的老板是谁呢?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登场了——公叔座。不知道诸君还记不记得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我给提个醒吧。还记得吴起是怎么从魏国去楚国的?正是拜这位魏国国相公叔老弟所赐。
看到这里,读者心里面不禁会犯嘀咕,怎么又是这位老弟,商鞅不会给他整惨了吧?
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我们所认为的坏事,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事实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掺杂了善恶,很难说谁是绝对的好人或是坏人。公叔同样如此。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看人才的人,吴起所以被他记恨,根本在于吴起不仅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咄咄逼人,让他这个国相无处容身。人为了自保,难免会做出些小人的行为。
商鞅一直在公叔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商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商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商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商鞅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这至少有两个不妥:
第一,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商鞅得到重要,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商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这点我们可以从《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看出些门道。同样是拍马屁,纪晓岚的道行就是比和珅强。
公叔在魏武侯和魏惠王两朝任国相,是一个政治老油条,当然深知这些,因此他只有在临死前,才可能给商鞅出头的机会。当公叔病重之时,他和魏惠王有过一番关于商鞅的交谈。
在叙述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叙一段内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公叔所任的两届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称呼是有差别的。前者称作侯,后者称作王。在那个讲究血统身份的时代,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后,分封天下诸侯,各诸侯国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每个诸侯国内部又有卿、大夫、士三个级别。《孟子•万章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各诸侯国的首脑是不可以称王的,他们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称呼,比如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过的魏文侯等。从权力和地位上来说,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礼节上则有差别。当然了,我们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并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的有个性。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的称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难怪至秦国统一六国,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么魏武侯到魏惠王的变化是怎么产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韩、赵三国正式接管了晋国的江山,这家股份制公司被彻底瓦解,晋靖公被废,晋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为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和公中缓争位,国家陷入大乱。韩赵两国趁机落井下石,攻打魏国。然而在最后的决战中,赵成侯和韩懿侯的意见相左。赵成侯认为应该杀死魏,立公中缓为国君,这样就可以割地赔款,大大的捞一笔,看来他很具有帝国主义的潜质。而韩懿侯则想得更为长远,他认为应该让魏和公中缓各领魏国半壁江山,从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对两国产生威胁,用心之歹毒,让人汗颜啊。最终两人搭不成协议,各自领兵回国,无功而返。
魏乘这个机会杀死了公中缓,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储君的重要性。不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未来领导人的培养和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权力,这个东西就像某种神秘的药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无法摆脱,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储君之位未定,这就给了大股东们一个机会,你可以称王,我也可以称王,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凭什么让你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因此争夺就不可避免。如果确立了储君,相对就好了许多。尽管这仍旧难以避免权力的争夺,像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闹得还是很凶,但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名正言顺总还是有些作用的,毕竟既敢当婊子,又敢树牌坊的人不多。
第二,学会妥协,学会沟通。韩、赵两国本来可以就这个机会将魏国的实力瓦解,从而消除这个埋伏在身边的庞然大物。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如果韩赵两国可以取得一个妥协性的约定,就不会有以后“围魏救赵”一类的事件了。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必定是存在冲突的,学会妥协才可能取得利益的平衡。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模型,被称作“囚徒困境”,即被关押的一对囚徒本来可以死扛到底,打死不认罪,从而取得最轻的惩罚。然而由于被分开关押,信息交流不畅,担心对方出卖自己,从而交代了对方的犯罪事实,以取得相对较轻的惩罚。这个模型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可以通过交流妥协,取得最佳的利益分配,但是由于彼此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不信任的安全危机。
第三,即当时周天子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在废除晋靖公后,韩、赵两家还有些顾忌。魏国却已经不在乎了。魏取得国君之位后,正式称王。此事件后,韩、赵两家最终也选择了称王。
称王已经是大势所趋,这是一种风尚,这是一种潮流。
我不再称侯,在这个群雄奋起得时代里,我要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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