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的历史开始记载，那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司马光选择了一个很典型的历史事件作为这部浩繁著作的开篇。
这个事件被称作“三家分晋”，此事件可以看做战国时期的开始。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去谈这个历史事件，司马光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史学家。因此，他首先谈论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对于司马光这个人物，我想我们最初的接触是从“司马光砸缸”开始的。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当一个人成名以后，我们总能从他小时候找到些端倪。

比如说华盛顿在他很年轻的时候，锯断家里的樱桃树，然后向老爸承认错误，证明了他将来道德的高尚；爱迪生小时候躲在鸡窝孵鸡蛋，被认为是有探索精神的表现。同样司马光在危急时刻，毅然砸缸救出自己的小伙伴，也可以被看做当机立断，与众不同的地方。

当然司马光最让人关注的事件，不是砸缸，而是著述《资治通鉴》以及他和另一位伟大政治家王安石之间的纠葛。

中国教育通常是非善即恶的，与好人斗争的人，一定是坏人。记得高中学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固执的以为司马光不是好人，是一个奸臣。而等到苏轼这个既反好人王安石，又反坏人司马光的人出现后，我迷惘了，这个魔头该如何定义？

政治斗争是极具复杂性的，政治斗争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好人之间同样存在着的严酷的斗争。比如说欧阳修就曾弹劾过我们心中清官领袖包青天。

那么司马光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给司马光的定位，他是一个保守派。近百年来，中国深受闭关锁国之害，近二十年来，中国深得改革开放之益，因此“保守”这个词往往是贬义的，大多数人看来保守是不对的——除了要求自己的老婆在别人面前穿的保守点。

然而，在王安石新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证实了保守派的担忧和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辣。

司马光并非完全反对新政，事实上，他也是希望改革的，不过是缓与急的差别。

到了这里，司马光的好人身份当然是确定了，并且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政治家，《资治通鉴》的意义也就得以明了，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赐名《资治通鉴》。


[ 本帖最后由 水榭 于 2008-4-24 03:24 编辑 ]

2、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最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中国人有修史的习惯，自《史记》开始，到《清史稿》，浩繁卷轴，仅仅官方正史便有25部。然而除了少数的几部能够比较自由的，人性化的叙述历史，大多数的历史都比较的刻板，有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让人读来不禁索然乏味。这倒也怪不得那些史学家们，毕竟是皇帝赏饭吃，况且当时写的时候也没考虑过销量问题，不想在网上赚点击率，少了些情趣也再所难免。估计《资治通鉴》将名字改成《中国的那些事儿》，网上点击率会暴涨。

在翻开《资治通鉴》的时候，看到开头那段君君臣臣的论述，我真得头痛了一下，几乎想就此把书给阖上，不再看下去。然而司马光如此写并不是他酸腐，我说过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单纯的记述历史。如果真得如此，《资治通鉴》将是一本二流的历史教材。

在司马光看来，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礼纪朝纲土崩瓦解，诸侯国君恣意征伐，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周基业所以还能继续守下去，是因为周王室的子孙还能谨守名位。

接着他谈到了“三家分晋”。他说，有人认为周王室已经衰微，晋国的三家（赵、魏、韩）力量强盛，就算周天子不承认，他们也迟早会瓜分晋国。然而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三家大夫所以可以成为诸侯，并不是因为三家破坏了礼教，而是因为周天子破坏了周朝的礼教。

唉，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溃了，天下从此进入了靠智力和武力争雄的时代。

姑且不论这段论述是否有道理，也不论司马光这段感慨是否是发自真心，但是毫无疑问，他是有感而发——他针对的是新政。

这等于是在告诉宋神宗，祖宗之法不可毁弃，否则必定导致亡国之祸。

王安石变法对宋朝究竟是利是弊，我不敢妄加评述，从短期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给宋王朝带来一丝新的气象，然而这种新的气象背后却是暗流汹涌。以至于在宋神宗死后，新法几乎全部被废，后来两派斗争，又闹出了“元祐党人”事件。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确实具有前人所未有的勇气，可惜他过于理想主义。
而理想主义者注定了是要失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巴尔戈乔夫无奈的面对这昔日超级强国的土崩瓦解，仿佛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所谓的休克疗法最终告于失败。同时代的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春天（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试图解决政治的问题，这是不可行的。苏联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动作过大，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全部解决，而中国却始终不敢在政治上大加动作，而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纵使如此，还是引出了一些比较大的历史事件，诸如“六四”事件。

王安石变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经济上的动作。但是他改革的本身就是针对地主阶级的。

老天，你要对统治者进行改革，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国家富有了，我怎么办？老百姓没什么损失，我的损失可大了。

因此在没有解决好那些既得利益者问题，变法的阻力是无法抵抗的。

王安石比较幸运，遇上了一个欣赏他的领导，同样的理想主义者宋神宗。宋神宗渴望像太祖皇帝一样，建立万世不拔之基业，也许他还曾偷偷的想过，统一中国，建立起若汉唐一般的帝国。只可惜，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到一切，却不知道皇帝不过是百官的首领，失去了支撑的皇帝，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有时候这个司令连囚徒都不如。这种例子在中国有很多，不必细细叙述。

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全部被废。

我相信废除新法，司马光绝对不是出于私心，事实上司马光给王安石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新法的实行过程中，必定遇上难以想象的阻力，如果宋神宗能够长寿一些，做一个像朱元璋或是朱棣那样的铁腕皇帝，或许新法可能成功。可惜赵家的子孙大多不具备热血的男儿气质，且即位的哲宗皇帝不过九岁。因此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注定了新法的失败。
也许历史总是喜欢在不禁意中幽人一默。

我是一个政治家，只是我生在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年代。

我忽然想到了韩非子的一段话：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司马光开头的那段论述，其实隐含的表达了这层意思，他感叹周朝礼仪的崩溃，感叹祖宗之法的的篡改，他更想借此警示宋神宗，希望可以恢复祖制。

[ 本帖最后由 高阳狂生 于 2008-4-24 00:05 编辑 ]

3、做人要低调，不能太霸道

上帝把商业交给了犹太人，却把政治交给了中国人。

敢说中国有多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是若论政客之多，中国如果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多少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读书人游走于江湖之间，纵横于诸侯之列。

当晋国的智宣子打算将爵位传给智瑶的时候，族人智果站了出来，表示反对。

智果真得是个好名字，智慧的果实，他的言论当然有他的道理。智果说智瑶有五个优点，却有一个缺点。这个五个优点总得来说就是帅哥加文武全才，且有性格刚毅有男子气概。但是却有一个缺点，思想品德恶劣。

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这智瑶在司马光眼里，其实就是个小人。智果看出了这点，说，如果真得要立智瑶为继承人，他就离开智氏，改姓辅。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位智慧果实的远见。

终于有一天智宣子死掉了，智瑶智襄子当政。果然如智果所说，这个智瑶品德有问题。一次，他与韩庚子、魏桓子在蓝台饮酒作乐。席间，估计是喝多了，智瑶就戏弄了韩康子，顺带得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相段规。虽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可是智瑶比较牛逼，他连主人带狗一起给打了。智瑶的家臣智国劝智瑶收敛点。智瑶很是霸道得说：

“他们的生死掌握在老子手里，我不给他们颜色看就不错了，还敢唧唧歪歪什么？！”

霸道的人一定是持续的霸道下去，除非有一天他给打趴下了。那时候和后来的封建社会还不大一样，大夫们也有自己的领地。智瑶便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当然不想给了。可是家相段规比较的坏，他献了一条姑息养奸的计策，说：“地我们给他，不给他的话，他一定要对我们动手。这种人刚愎自用，得志便猖狂，以后一定还会向别人要地，别人不给，他一定会动武，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伺机而动了。”而后智瑶又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的家相任章说了几乎与段规同样的话：“给他地，他一定会骄傲自大的，其他的大夫们一定会因此警惕，那时候，智瑶就会得罪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找盟友，一起对付智氏，何必一个人和他对着干。”
可见能在政坛混下去的人，必定具有相似的智慧。段规和任章已经看出了智瑶的下场。

韩康子、魏桓子都已经被敲诈了，三家分晋中的两家都遭殃了，那么剩下的赵家必定也难逃被敲诈的命运。
人的贪欲总是无限制膨胀的，既得陇必望蜀。韩、魏两家的纵然大大增长了智瑶的贪欲，原来不劳而获这么有意思，既然做了初一，又何必介意再做十五，况且他初一和十五都做了，现在要做的是三十。

可是赵襄子是个有脾气的人，智瑶提出要蔡和皋狼。赵襄子火了。
老子不给！（襄子弗与）

这回可是气坏了智瑶，便率领着韩、魏的兵马去打赵家。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敲诈者率领着两个被敲诈者去打压另一个被敲诈者。我不知道韩、魏两家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想从赵家补回自己的损失。

面对这样的情况，赵襄子只能跑了，可是该往哪里跑呢？

当时，他有三个选择：

长子城：最近，城墙坚厚完整；

邯郸城：仓库充实；

晋阳城，路途遥远，而且相对贫穷。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想我们的选择肯定是长子或是邯郸，对于路途遥远又穷的晋阳是怎么也不会选择的，然而历史的有趣在于，最不可能的选择，往往是最正确的选择，赵襄子最终选择的偏偏是晋阳。

有时候真得得感叹有个好老爹还是很不错的。赵襄子很幸运，他有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老爹，一个为他安排好一切的老爹。

赵襄子的老爹是赵简子，他派大臣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问：“主公，你是想让我去替您聚敛财富，还是想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于是，尹铎便少报户数，减少赋税，换取民心。之后，他又对赵襄子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低下，也不要因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为归宿。”

赵襄子谨记父亲的话，把晋阳选为归宿，并且阐述了他本人的理由：“长子城墙虽然厚实，但是是百姓精疲力竭修成，现在又要他们和我一起舍生入死陪我守城，怎么可能？邯郸虽然仓库充实，但是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百姓又怎么会和我同心？我们还是投奔晋阳，那里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待百姓宽厚，百姓必定可以与我们和衷共济。”

不久，晋阳被困。智瑶引水灌晋阳，这与《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水淹七军，有异曲同工之妙。城市快要被淹没了，城中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威尼斯。可是百姓们却没有丝毫背叛的意思。

这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铸成的城墙永远比砖瓦构成的城墙来得坚固。

城墙可以被击溃，民心却永远无法撼动。

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观看水上威尼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汾水可以淹没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淹没韩国都城平阳，只要智瑶高兴，随时可以开个水上威尼斯连锁店。

韩康子、魏桓子的担忧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叫做疵。

疵看来是一个可以与段规、任章齐名的人物，他是智瑶的谋臣，他对智瑶说：“如今赵家旦夕可破，不就韩、魏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瓜分赵家，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丝高兴的神色，必定是担心唇亡齿寒，他们一定会反的。”

智瑶不知道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觉得他的人格魅力很大——显然他是不具备什么人格魅力的。

他竟然将疵的疑虑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资治通鉴》里没有载录问话的内容，不过我想我们可以简化一下：

“韩康子、魏桓子，我的家臣疵说你们会谋反，你们会吗？”

韩康子和魏桓子又不是傻逼，就算会，也不会承认啊，连忙说：“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小人在为赵家游说，想离间我们和主公您的感情。我们怎么会放弃将要到手的赵家的土地嘛。我们又不是白痴，不会干那么危险的事情。”

疵得知此事后，相当的郁闷，找了个借口，出使齐国去了。

韩康子和魏桓子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将要到手的土地确实不该放弃。可是智瑶啊，你也是一块大肥肉，而且你还曾敲诈过韩康子和魏桓子，要是可以把你搞定，也可以荣华富贵的。

与其和小人合作，不如和君子合作。

与其让本来强大的敌人更强大，不如和相对弱小的敌人合作，灭了这个强大的敌人，取得一种平衡。

更何况，灭晋，早已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早在你敲诈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就在等待这个机会！

赵襄子派使者张孟与韩、魏二人密谈。不必多说，协议很容易达成。

结果，三家分晋，智氏族人尽为诛灭，独辅果幸免。

做人要低调啊，不要太霸道。

[ 本帖最后由 高阳狂生 于 2008-4-30 12:57 编辑 ]

4、我的名字叫豫让

我的名字叫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毕竟大部分人都难以坏到无亲无故，若真能坏到这个地步，也是个人才了。智瑶虽然为人霸道，但是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至少他还有一个朋友，那个人便是豫让。
司马迁著《史记》有《刺客列传》一篇，豫让毫无疑问是最悲情的刺客。据《史记》载，智瑶对豫让颇为优待（智伯甚尊崇之），三家分晋后。赵襄子对智瑶最为仇恨——有时候，真得有些难以理解人性，赵襄子的身上集中了大度和小气两种特质。

自古道，杀人不过头点地，人死为大。可是赵襄子大有伍子胥鞭尸的精神，把智瑶的头颅做成了酒具，用来盛酒，坦白说这样的酒具给我，我会头皮发麻的，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酒的。
作为智瑶生平唯一的朋友豫让，如何可以忍受昔日的主公受到这样的侮辱，他愤怒了，他发誓一定要报仇。

智伯知遇我，如今他的头颅被仇人用作酒具，我怎么可以苟且偷生，我一定要替他报仇，那样我才不会愧对我的灵魂。

可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豫让忍受着恶臭，躲在肮脏的厕所里，就等着给赵襄子一闷棍。可是不知道是豫让的杀气太浓厚，还是赵襄子有未卜先知的能耐，（襄子如厕，心动）竟然发现了豫让。不过赵襄子这时候表现出了人性矛盾的一面，居然大度的放过了豫让，并且说：“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

豫让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智伯这样对他，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赵襄子，你对我的恩，我永生不忘，可是我还是要报仇，我就是要报仇！！！

豫让的执拗就像痴心不改的少女，赵襄子虽然有着比智伯更好的条件，但是少女的爱却只能给一个人。

智伯，此生此世，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只为你尽忠。

豫让的毅力也真是可怕，我当年要是他的毅力和决心，估计考个北大清华轻轻松松。为了让人认不出自己，他把自毁容吞炭，搞得人不人鬼不鬼。为得就是一句：

“智伯当我是国士，我就该用国士报答他。”

豫让也真够背的，当他第二次刺杀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的马居然歇斯底里的疯狂起来，赵襄子又躲过一劫。

这里有一段荡气回肠的对话，可以说是对“朋友”这两个字的完美阐述。

“你以前也和姓范的和姓中行的混过，可是智伯杀了他们，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


“他们当我是普通人，我就当他们普通人。智伯大人当我是朋友，我就该为大人尽忠！”

“唉，您要为智伯报仇，虽然失败，却有大名。我赦免您的罪责，也算是对得起您，可是您一心要杀我，我也只好杀了您。”

“我听说贤明的主子不会掩盖他人的美名，而忠直的臣子要有死名之义。您上次赦免了我，天下人没有人不称赞您的贤明。今天我固然要死，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刺一刺您的衣服，也算我尽了报仇之义，虽死也可无憾。”

豫让带着无奈和悲情在赵襄子的衣服上刺了三剑，之后，拔剑自刎。

豫让死后，赵国的百姓都为他哭泣，为他流泪。（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我的名字叫豫让，我为朋友而生，我为朋友而死！

附：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

（看来在当时并没有完全确立嫡长子即位的规矩。赵襄子也足够的伟大，居然能将王位拱手让给叔叔的后代，并且能够坚持一代又一代，这种情操，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大概高了许多。比之很多有皇位，无父子，无兄弟的皇族要高尚太多。赵桓子显然没有学到哥哥的精神，然而似乎是天有眼，赵桓子的死和他的儿子被杀，恰好证明了这点。）

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这将是我们下面故事的主角）

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呀啊。。LZ好厉害。。。
原来我沙发。。

5、魏文侯：真性情的国君

魏文侯是个懂得做国君的人，在他的手上，魏国成为三家（魏、赵、韩）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与它争雄（诸侯莫能与之争）。

《通鉴》里用了三个例子正面叙说魏文侯的人格魅力：

其一，魏文侯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的时候，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

其二，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时，忽然要离开，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左右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我与山野的一个村长约定一起去打猎，这里虽然快乐，我怎么可以失约呢？”

其三，韩国找魏国借兵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能答应你。”不久，赵国来借兵打韩国，魏文侯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国。

这三个例子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魏文侯的人格魅力。

其一，足见魏文侯是个礼贤下士的领导，或许这其中有做作的成分，但是一个人做作一次两次或许可以理解为做作，如果要是做作一辈子，就不好说是做作了吧？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呢？——四方贤士多归之。

其二，这里可以看出魏文侯的两个特点。第一，重诺，虽说一言九鼎，可是古往今来，有几个皇帝国君能够做到一言九鼎？政治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欺骗，不同的是政治是一种高智商的欺骗；第二，性情中人，堂堂的一国国君，居然会和一个山野的村长约定一起去打猎，可见魏文侯性格的豪爽。

谁说，做国君就不能有真性情了，我魏文侯就行。

其三，这可以看出魏文侯的外交智慧和人品方正。魏、韩、赵三国本为一体，为了任何一家，得罪另一家，都不是什么上上策。三国只有保持友好的联系，才可能在那个诸侯纷争的时代里，取得相对的优势。魏文侯很好的把握了这种平衡。一句，你是兄弟，他也是兄弟，顿时将两国都征服了。这件事的后果是——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魏文侯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脾气。在打败中山国后，他将中山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之后，他问：“爱卿们啊，你们看看寡人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啊？”大部分人都本能的说：“您是一个仁德的君主。”可是偏偏就有那一根筋人，大臣任座站了起来，说：“您得了中山国，不给你的弟弟，却给了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的君主？”这句话气得魏文侯够呛。可是那任座也是个有脾气的主儿，二话不说，快步离座，扬长而去（任座趋出）。这够得上大不敬了，估计九族都可以灭了吧。自始皇帝以后，怕没有如此牛逼烘烘的臣子了。

这魏文侯倒也有趣，生气归生气，却依旧不甘心，问大臣翟璜：“你说是不是仁德的君主。”翟璜不是傻逼，他知道自己要是再来这么一下，估计魏文侯面子上就挂不住了，答得巧妙：“我听说只有仁德的君主才有耿直的臣子。任座刚刚回答耿直，正说明您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大喜，不但让翟璜把任座追了回来，还奉为上宾。还真是个性情中人。

这个例子被后来的长孙皇后（李世民的老婆）吸收了，救了大臣魏征一命。

可见多读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魏文侯，真性情也。

6、一个好汉三个帮

光杆不成司令。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如果没有一帮好的员工，这个公司是开不下去的，更不用说什么发展壮大。魏国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枭雄之国，与魏文侯下边的那帮好员工分不开的。

田子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通鉴》曰：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

魏文侯曾与田子方一起饮酒，魏文侯忽然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田子方就笑了。魏文侯很奇怪，估计在想：“我说老弟，笑什么笑啊。我说得不对吗？”田子方解释说：“您现在精通音乐，那么乐官就不必懂得音乐了，我担心您会疏忽任用官员的职责。”

这话说得颇有道理，这个世界上，就真有那么批凡事都精通的领导，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结果，手下人越搞越笨，最后公司倒了，还抱怨手下人不好好干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自己累垮了，刘禅整傻了，蜀国整没了。倘若他老人家，能稍微给刘禅一点机会，给其他人一些机会，他不至于累死，蜀国也并将多出一批精英阶层。

精英是怎么出来的？精英不是天生的，精英是干出来的。老板不给机会，下属怎么干得出来？

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出门遇上了田子方，下拜行礼，田子方的架子够大，竟然不回礼。魏击面子上挂不住了，我靠，搞错没有，身份，身份，我是谁——魏国未来的国君，你是谁——为我魏家打工的。

魏击愤怒得说：“你说，是富贵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呢？！”言下之意，你小子凭什么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田子方估计颇有魏晋狂士风骨，说：“当然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了。国君对人骄傲，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会亡家。贫贱的人因为骄傲能够失去的不过是贫贱。话不中听，行为不合意，穿上鞋子就告辞，到哪里得不到贫贱？”魏击愣住了，赶紧谢罪。
是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无所有的最坏结果，不过是一无所有。

所以年轻人应该狂一点，大不了咱在从头再来，凭什么畏畏缩缩？那些老子辈的人们该对我们恭恭敬敬才对，否则得不偿失的是他们！

李克：用人五条

李克有五条用人的标准：

平常的时候看他所亲近的，富贵的时候看他所交往的，显赫的时候看他所推荐的，穷困的时候看他所不做的，贫贱的时候看他所不取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五条标准：

第一，平常的时候看他所亲近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的人品，最好的法子，就是看他的朋友。一个人平时与那些人的交往，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志趣爱好人品。

第二，富贵的时候看他所交往的。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人大有人在。一个人如果富贵了，依旧可以保持平常的交往，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君子。所谓贫贱之交不可忘。

第三，显赫的时候看他所推荐的。中国的政治向来时候以结党营私闻名，大凡在朝中有些势力者，都不忘记结党营私，以谋大权。这是政治的一大弊端。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科举制。然而科举制依旧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朝的高官，所推荐的人才，多为门生故吏，而今社会，此种状况，依旧不能避免。显赫时，如果还能保持自我，秉公而为，自是君子。

第四，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人穷志短，为求显贵，不择手段，自古使然。明朝就有大太监王振，为了显赫，竟不惜阉割了自己。这等勇气，还真非凡人所及。君子固穷，但是青云之志不可毁弃。穷而弥坚，方为真君子。

第五，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嗟，来食。”君子不是嗟来之食，所谓贫贱不能移，正是这个道理。
有此五条，足见一个人的人品。

李克向魏文侯说了这五条，魏文侯立刻知道了他的宰相人选是谁了——当属魏成。

事后，另一个宰相的有力竞争选手翟璜愤怒得找李克理论，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我推荐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

李克平静得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傣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
这段话颇有杀伤力。

翟璜，你推荐的人只能做臣子，魏成推荐的人却为帝王师，孰高孰下，还用我多说吗？

翟璜被征服了，从此甘心为李克的弟子。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吴起：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才也是错吗？

吴起是个性格复杂的人。造成他性格复杂的原因，我只能说是时代造就的。他本来是卫国人，在鲁国为官。却因为妻子是齐人，得不到重用，于是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以换取鲁王的信任，成为鲁国大将，大破齐军。然而自古以来是树大招风，小人妒贤。吴起虽然战胜了齐军，却成为他不幸命运的开端。

“吴起当初曾为曾参的弟子，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曾参与他断绝关系。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大将的职位。吴起，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
吴起可以说些什么？

我冤啊，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实现我人生的抱负。

无奈的吴起只有逃到了魏国，在李克的建议下，吴起成了魏国的大将。

可能读者会说吴起杀妻求功名，怎么算是恶意中伤。

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无杀妻，我宁可相信史料的本身遗漏了些什么。就他对待士兵的态度来看，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做大将的时候，与士兵同吃同住，行军不骑马，亲自挑士兵的粮食。这些足以说明他有一个优秀将军的特质。但是尚不足以说明他的仁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我有些无语了。我相信从古至今，除了那位卧薪尝胆的勾践前辈，再没有第三个人肯做这样的事情。
他竟然为患了毒疮的士兵吮吸毒汁。

最让我震撼得不是，他为这个士兵吮吸毒汁，而是那个士兵母亲的一段话：

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的父亲作战从不后退，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的儿子一定也会勇猛作战，有一天也会战死沙场，我为我的儿子心痛。

面对这样的告白，吴起可以说什么？他是应该失落，还是应该得意？

是啊，最好的士兵，就是肯为将军忘死的士兵；可是士兵的忘死，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吴起对士兵推心置腹，是用真心换勇气。这是将帅的人格魅力。如此将军，怎么可能是一个好杀之人？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文侯去世，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魏武侯顺黄河而下，看到稳固的山川，不禁得意，说：“稳固的山河真美啊，这是魏国的国宝！”吴起却指出，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国君不修德政，就会成为天下的敌人。足见吴起见识之远。

后来魏国任命田文为宰相，吴起很不高兴，找田文理论。他自认为文治武功均在田文之上，凭什么田文可以为宰相，而他不能。田文只是淡淡地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尚未信服。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谁当宰相更合适呢？”
吴起沉默了。

这是他的悲哀，他的悲哀不是无才，他的悲哀是太有才了。

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谁能放心将国家托付给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呢？被顺治皇帝一笔勾杀了他的功劳。直到乾隆朝，方才得以正名。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才也是错吗？

名将多毁在小人之手。

魏国国相公叔对吴起有疑忌，想要除掉吴起。他的仆人献上了一条计策：

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个杰出人才，但君主您的国家小，我担心他没有长留的心思。国君您何不试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如果吴起没有久留之心，一定会辞谢的。”主人您再与吴起一起回去，让公主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如此轻视您，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这样您的计谋就实现了。

吴起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怎么会想到这样的计策，他果然上当，最终被魏武侯猜忌，被迫投奔了楚国。

那个仆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如果好好培养一下，应该是块搞阴谋的料。

吴起在楚国南征北战，为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还是被猜忌。楚悼王死后，群臣和贵族作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了悼王的尸体边，试图用悼王的尸体保护自己，可是那群人显然疯了，最终吴起和悼王的尸体一起被射成了马蜂窝。

事后，楚肃王也没放过作乱的大臣和贵族。命令楚相全数翦灭作乱者，因射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多达七十余家。这个楚肃王显然是一个大阴谋家，利用一个吴起，便将阻碍他掌权的所有势力都给荡平了。

吴起死了，他能够说些什么？悲哀，还是无奈。他一生的悲剧，只因为他太有才了。可是他的一生又活得轰轰烈烈，活得充满了精彩。

如果有来生，我仍旧要做一个才气纵横的吴起。

谢谢，最近看了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忽然想到自己在读《资治通鉴》，同时也在写些笔记，虽然不能和前辈们相比，但是贴出来，算是娱己娱人吧。

写历史笔记不好写，尤其是读历史典籍，推荐楼主读一下熊逸的《孟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