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搜集]金庸专栏（了解金庸，解读金庸！）

[搜集]金庸专栏（了解金庸，解读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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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金庸年记（１楼）
二、金庸先生传奇的一生（２—１０楼）
细目录：
前言（２楼）
江南少年（２楼）
香江创业（２—４楼）
武林至尊（４—５楼）
痴情片片（５楼）
明报王国（５—６楼）
侠义平生（６—８楼）
退出江湖（９楼）
家国情怀 （１０楼）
三、金庸先生访谈
细目录：
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１１—１２楼）
金庸抚今追昔话当年（１３楼）
金庸自圆其说（１４楼）
金庸演讲稿：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１５—１６楼）
金庸谈笔下的美女（１７楼）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１８—２０楼）
金庸访谈：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２１楼）
金庸访谈 ：(1999/3/26 北京青年报)（２２楼）
“入世”侠客金庸访谈:我一生都在学以致用（２３楼）
金庸皈依佛教（２４楼）
四、聚焦金庸
金庸：不为诺贝尔奖牺牲信念（２５楼）
金庸趣事（２６楼）
金庸看人物 （２７楼）
金庸点评《三国演义》（２８楼）
侠友搜集：
金庸诗词（３楼）
各版小说剧照——（50~60楼）（63楼~72楼）

一、金庸年记：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海宁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先生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先生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先生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先生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先生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先生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先生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先生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先生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先生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先生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先生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先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先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先生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先生、梁羽生先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先生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先生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先生
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先生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先生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
　　查良镛先生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先生创办了《明报月刊》。
　　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先生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先生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

二、金庸先生专奇的一生

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我打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

金庸诗词     
           天龙八部    50回目                                          

           一、少年游                     
        青衫磊落险峰行 玉璧月华明
        马疾香幽 崖高人远 微步觳纹生      
        谁家子弟谁家院 无计悔多情
        虎啸龙吟 换巢鸾凤 剑气碧烟横

            二、苏幕遮        
        向来痴 从此醉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剧饮千杯男儿事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
        昔时因 今日意 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
        虽万千人吾往矣 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
         
             三、破阵子
        千里茫茫若梦 双眸粲粲如星
        塞上牛羊空许约 烛畔鬓云有旧盟 莽苍踏雪行
        赤手屠熊搏虎 金戈荡寇鏖兵 草木残生颅铸铁
        虫豸凝寒掌作冰 挥洒缚豪英

              四、洞仙歌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五、水龙吟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老魔小丑 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
        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尽归尘土
        念枉求美眷 良缘安在 枯井底 暗泥处
        酒罢问君三语 为谁开 茶花满路
        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 杨枝玉露
        敝屣荣华 浮云生死 此身何惧
        教单于折剪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恒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载之下读来，英锐之气，兀自虎虎有威。那大梁城邻近黄河，后称汴梁，即今河南开封。该地虽然数为京城，却是民风质朴，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后世迄未泯灭。             （这是小说〈侠客行〉的开场白。）



       〈神雕侠侣〉
　
             欧阳修「蝶恋花」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
      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
      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

                      ---〈神雕〉开场引子。
　
             元好问 《迈陂塘》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神雕〉中贯穿全书的曲子。

      秋风清，秋风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神雕〉结尾的词。
　
                     无俗念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
       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苞堆雪。
       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
       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
       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
       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
       浩气清英，仙才卓荦，下土难分别。
       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作这一首《无俗念》词的，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
  有道之士。 此人姓丘，名处机，道号长春子，名列全真
  七子之一，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词品》评论
   此词道：“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
  (〈神雕〉和〈倚天〉之间承上启下的词，据金庸说，
   词中描写的是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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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
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
　　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
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每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
，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
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
　　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
　　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
　　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

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
　　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他回答：“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

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
　　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
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
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

三、金庸先生访谈

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
主持:杨澜
    嘉宾：金庸（作家、报业家）
    引入语：他以金庸的笔名让你我在武侠世界中如痴如醉，又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
和评论家，查良镛先生谈文学、历史和时事。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这一次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是著名作家和报评家查良镛先生。如果觉得这个名字
有点陌生的话，让我告诉你他的笔名—金庸。
　　啊，原来是他！把他称作武侠小说大师，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不过，他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吧。）Y（杨澜）：查先
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您的这十五
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发行了多少册呢？Z（金庸）：正版也没有一个统
计。香港盗版很多，台湾也很多，大陆更多。
　　Y：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年轻人，恐怕年轻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
的小说作品。所以有人说，连上正版，带上盗版，恐怕您书的发行量可能跟《毛泽东选
集》差不多了。
　　Z：不能这么说，因为《毛选》是当时大家都要买的。
　　Y：人手一本。
　　Z：我的书要看你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人多，不喜欢的人也不少。Y：不过，起码从
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我发现很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让他们读
古典文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您的作品他们都还看，成为我们交谈起来的一种
共通的语言。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
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的？Z：多谢他们这样的评
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
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Y：在您领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成就奖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段话，你说：香港的
文学作品的确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但是不因为它有商业性就不是一种艺术。而且，您还
谈到有些评论家认为越是通俗、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上不了档次? 在这里能不能给
我们谈一点您对通俗作品的看法？Z：这是世界上文学评论家的普遍风气，我是不赞同的
。毛主席说过：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越是大众化的，作用越强。但是现在评论家认
为越是为工农兵服务，越是不好的作品，这个想法我个人不同意。
　　Y：其实在文艺界这个现象蛮多的。像电影界，一些独立制片人以完全很晦涩的艺术
语言来表现的故事，好像也被人标榜到一个很高的档次。而相反，一般娱乐片反而被人
说成…Z：电影得奖的，或评论家喜欢的，群众不一定喜欢，或群众根本看不懂。你要得
奖，就必须是评论家喜欢的这种，文学界也有这种情况。
　　在香港就不是，香港是很商业性的社会，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要群众接受，才能够
生存。如果群众不喜欢的话，你在这儿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Y：我觉得，您一直比较注重所谓“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
　　Z：那当然。
　　Y：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Z：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
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
　　Y：实际上，您自己个人谈到：您更喜欢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
是不是这样呢？Z：外国大学邀我去演讲讨论中国小说的时候，我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
实际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用外国的文化来中国
化，来写中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我就不是很赞成，最好用真正的中国汉语来写中
国的文学作品。
　　Y：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关于这种通俗作品后来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西游记》
、《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
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Z：像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
西。像宋词，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歌女来唱的，跟现在流行歌曲差不多。到后来文
人雅士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唐诗，以前也是拿来唱的，元曲更是舞台
上表现的，到后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也是，像明代的小说也是给别人拿来讲故
事的，讲了故事之后，才把这些内容用白话写成小说供人消遣，慢慢发展成很好的文学
作品。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越来越搞
得民间不懂了，而民间又有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Y：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实是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些东
西了。
　　Z：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Y：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是
抱着什么样的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
　　Z：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一点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如果你
都在写古文，写得深奥的不得了，只有二、三个批评家喜欢的话，他把你捧得很高，群
众却看不懂，他们不会喜欢的。
　　Y：也没有生命力了。您写的这十五部小说的确部部

　　Z：当时把《明报》卖给于平海。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明报》不想办，只想卖给
人家了。当时想买的有很多，有美国人，有日本人，有英国人，有本地香港人。但是《
明报》是爱国的、爱香港的报纸，如果外国人买去，它不能坚持原来的方针政策，所以
我不喜欢卖给外国人。也有新加坡的人都想，台湾背景的人也有，我想最好还能够香港
本地人买去。香港本地人接了几个头也没谈好，于先生他来和我谈的时候年轻有为，脑
筋也很好，而且对新闻工作真的很热心。我觉得他香港本地人，如果他来办应该可以继
承原来的方针政策办下去，所以我把价钱……Y：所以，您在各个方面，价钱方面都很支
持他。
　　Z：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后来于先生他一来根本没有经验，有些好的人离开了，有的
人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所以报纸办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资也不太成功。不然应该我的
股票全部买去的，后来他没有能力买了，我也谈不上侠义，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失，
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同，把
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骗
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可以原谅的
，也谈不上侠义，做事情通情达理罢了。
　　Y：您非常宽容。
　　Z：他没有力量，你逼他也没有用呀！第二，他不是故意骗我，他真的是事情做失败
了，我只能同情他了。
　　Y：其实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能为他着想，我觉得也是您这个处世的高明之处
了。
　　Y：人们都在想，在您的笔下能出现那么多侠骨柔肠的义士，您怎么样描述您自己的
为人呢？如果您想自己描述一下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说呢？Z：金庸是一个很
普通的人，做生意还是相当有头脑，不太失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Y：您太谦虚了。不仅是不太失败，而是办报能够赚钱的人已经很少，文人能够经商
，又成功的人就更少了！
　　Z：香港是经营企业比较方便，比较好的环境，尤其大家遵守法律，香港整个大环境
好。如果不在香港，其它地方就不可能有这样。
　　Y：我知道您年轻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当一个作家或者报人，而是想当一个外交官，但
是最后没能如愿。
　　Z：这个出发点主要我从小喜欢看外国文学，所以对外国社会很有兴趣，想亲身去看
了。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候，有一个很热烈的愿望。但后来我中学就发生抗战了，一直
到高中毕业，还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情况下，象你个人出去，到外国去游历根本没有
可能，外国留学也是很难很难，很多很多钱才有可能。当时好像唯一可以到外国去见识
见识的，一是做外交官，或者是在大公司做事，公司派你出去，但这种很渺茫的。那么
我在抗战时期，正有一个学校在招生考试，有一课是外交的，我也去报名，考取了。当
时就觉得如果能够做外交官，做一个外交领事馆的小职员，也可以派到外国去。
　　Y：但是您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没有做外交官，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看现在
做了作家，也可以旅游啊，更可以自由，并没有自己不能说的话啊，等等！
　　Z：现在当然回想幸亏不做外交官，这个话也不是我自己想的。以后在做香港新法起
草委员的时候，碰到外交部很多同事他们也来参加，对新法起草好象调协司司长邵天生
先生，外交部有好多人在做委员，我们交了朋友，谈了过去经历。他们说：查先生，你
如果在外交部做了我们同事，他们开玩笑，你幸亏不来，来的话，第一反右这关你过不
了。
　　Y：家庭出身不好。
　　Z：第二，文化大革命你一定也遭殃。
　　Y：第三的话，我们今天少了个金庸，而多了个查局长什么的，恐怕也不怎么好。
　　Z：后来他们说：你做外交官，更可能做国民党的外交官。后来我碰到以前的同学，
有的做了总领事，有的做了大使。我们同许多国家建交，那些大使一个一个夏季回国。
后来到台湾，碰到他们一些人，象赵安民说：我做过大使，现在你一个报社社长比我舒
服多了！
　　Y：风光多了！不象人马灰溜溜的。不过您做外交官的宿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得
到了实现。象您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其实做了很多港人
和北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这种作用。是否是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Z：也
不是在外交，大家同胞之间讨论问题。自己后来到70年国际法有时间得到法律训练，我
学的法律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有用。在写社评我本身一直很主张法制的，中国国家前途
在执行法制、法律很严明，从上到下大家遵守法律，国家一定会大治的。
　　Y：我最近读到王仁羽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他其
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的社会都是靠表面的宗孝仁义这些很虚的道德
规范来约束人们，要求人们利他呀，克己呀，但是却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一个
法制的明确的制度，这点上您是不是也跟他有相同的看法？Z：他这本书写得好，但基本
精神我不同意，他这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下结论的。他说的数字化就是一切都要用钱来
计算，我这个观点应该，是从法律来计算，不是

金庸抚今追昔话当年
　　（摘自《北京晚报》）年轻时读些什么书？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曾祖父
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西半部。这座大
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
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
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
　　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
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
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
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
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
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
　　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
》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
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
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１５个法国少年
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
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
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
：“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
后天的努力。
　　１５岁出第一本畅销书我出的第一本书是《献给投考初中者》，它内容平凡，只是
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
出版后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
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
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１５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
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
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这是我一
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
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
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
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怎样当编辑的？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
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
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
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
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
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自己从
“外行”转为“半内行”。

金庸自圆其说
　　．谁是带头大哥？．段正淳与绿帽子．叁、四十岁也算「我们小时候」？．叁、四
十岁也算「我们小时候」？．到底谁是大师兄？．郭靖真是「侠之大者」吗？．为何魔
教长老受困却不力凿出路？．乾隆真是雍正以女向陈世官换来之子？．小龙女怎麽会被
尹志平「那个」了？．殷素素避孕吗？．小龙女跳下绝情谷底後，吃了蜂蜜、白鱼，就
康复了？．小龙女的衣服在十六年後为何仍是白的？．倚天屠龙有矛盾？．小龙女比杨
过重？．关於输血的问题？．降龙十八掌究竟有几招？．少林七十二技？『十叁绝』神
僧？．宋人到底坚守襄阳城几年之久？．黯然销魂掌共有几招？．黄药师等人是否太长
寿了？
    问：《天龙八部》里头的带头大哥，他在武林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当他
的同道为了掩饰他的身分而纷纷遇害时，他为什麽都不肯出面，最後才在萧远山的逼迫
下，承认自己就是带头大哥？答：这个带头大哥，就是玄慈方丈。好像有位先生提到，
当萧峰看见被康敏诬指为带头大哥的段正淳只是中年人时，他应该要想到，从雁门关一
役发生的时间推算起来，段正淳的年纪不应该是这样轻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对一般人
来说，找带头大哥找了那麽久，突然间找到了，情绪一定很冲动，所以是不大去想这个
问题的。但萧峰是很细心的人，他应该会考虑到，所以能补救一下会更好。
　　问：段正淳到处让别人戴绿帽子，到了最後，他自己也戴了一顶很大的绿帽子。请
问金庸先生，您是用什麽心态去安排这样的情节？答：这并不是因果报应的问题，而是
戏剧结构的问题。在《天龙八部》里，段誉跟了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结果他发现那些女
孩都是他爸爸的私生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安排段誉後来发现自己不是段正淳所
生，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主要是戏剧性结构的问题。并不是说，段正淳勾引别
人的太太，别人也来勾引他的太太。如果是这样的话，段正淳的太太不是太无辜了吗？
问：《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但书中却有一段文字提
到，其中一仙曾经对另外一仙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邻居家里偷采
东西吃？另外一仙则说：那已经是叁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果桃谷六仙真的是六、七十
岁，那麽在叁十几年前，他们就应该是叁、四十岁的人，怎麽还可以称作「我们小时候
」呢？答：第一，桃谷六仙应该没有六、七十岁这样老，可能只有四、五十岁。第二，
桃谷六仙的脑筋是不太清楚的，儿童时代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是很重要。所以，他们随
口一讲，就是「我们小时候」，那是习惯化的讲法。
　　问：黄药师有六个徒弟，排名是陈、梅、陆、曲、武、冯。如果按照这样的排名来
看，陈玄风应该是大师兄。可是有一次，老二梅超风却说陈玄风是排名第二，她自己是
第叁。照这样推算，到底谁是大师兄呢？另一方面，曲灵风又名曲叁，照说应该是排名
第叁，可是有一次，黄药师又对陆乘风说：「你那叁个师弟」。那麽，到底是陈、梅、
陆、曲，还是陈、梅、曲、陆？（台北．何国文）答：这个问题，我要从头好好想一想
，但曲叁不一定就是在同门间排行第叁的意思。陈玄风、梅超风、曲灵风这些关系要重
新再安排一下，《射雕英雄传》的楔子里有的漏洞，是要补救一下的。
　　问：台中的廖佩羚小姐问道，金庸先生十分推崇郭靖是个很有原则的「侠之大者」
，那麽，为何郭靖在早期曾经因为杨过、小龙女是师徒关系，而不许他们在一起；也就
是当大家都唾弃杨龙两人的时候，郭靖也对他们吐了好大的一口口水。但在十六年後，
当杨过成为神雕大侠，受到众人爱戴，郭靖却表现出和杨过、小龙女一家亲的模样。这
种前後不一的表现真的是「侠之大者」的作风吗？答：当时的宋朝，甚至现在的台湾，
都认为师生情是不伦之恋，但我觉得师生是可以恋爱的。在我的想法是，如果法律规定
不可以结婚的人，他们就不能恋爱，因为恋爱总是和性有关。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
并不相同，这其中牵涉到民俗传统观念等问题，例如：在英国和法国，cousin是可以结
婚的；但在中华民国，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能结婚。而乱伦与不伦是不一样的
，乱伦是父亲和女儿，哥哥和妹妹，或者弟弟和姊姊......，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不过
，是不是乱伦，也是因时而异的，譬如：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他娶的皇后就是他姊姊
的女儿。外甥女嫁给舅舅，在现在的台湾、香港或者大陆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但是在
汉朝就可以。所以，汉惠帝娶皇后的时候，就由皇太后吕雉正式主婚。总之，我的意思
就是法律规定可以的就可以，恋爱可以、发生性关系可以、结婚也可以。
　　南宋和北宋是中国礼教最严格、思想最封闭、最不开放的时代，当时的人认为师徒
不能结婚，所以杨过与小龙女就不能结婚，当然也就不能恋爱了。我对郭靖的形容，既
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就是背叛国家不可以，背叛人民不可以，而侠的信条
则是必定要遵守。在郭靖的想法是，杨过既然已经为国为民立下大功，像师徒结婚这种
社会道德的小问题，自然就可以原谅而无所谓了。大节不逾矩，小事件就随便一点了。
　　问

金庸演讲稿：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卢美杏 记录·整理

　　◎开场白
　　一九九四年、我曾经来台北参加一个和杨照先生、詹宏志先生一起的谈话会(由“人间”、远流出版合办)，谈话内容相当丰富，是我到过
几个城市中印象最深刻的。听众程度极高，而且问题十分深入，很有深度，和台北的朋友见面实在开心。
　　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个场面，好像各路英雄好汉来此参加武林大会一样。其实我本人不大喜欢开演讲会，过去我办《明报》时，若有意见就
写社评，不过这有个缺点，就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没有赶的，讲得自以为对了，其实对不对也不知道。所以我不爱演讲，但爱对话。
　　《中国时报》浮世绘版开办“金庸茶馆”，早期本来想叫“金学研究”，但“金学研究”这四个字很不敢当，第一，我的小说不能当成学
问，所以金学不成立，但叫“金庸茶馆”，读者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批评、骂、称赞都好，今天“金庸茶馆”开张，大家坐在
这里，对我或我的小说有任何不满意的，都欢迎提出意见。
　　我的小说一向写人物，而历史又是我一向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将讲题定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大家来听演讲，想必是对我小说中的
人物感兴趣。
　　以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
史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也没做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
建立很大的版图，荣华富贵至死，也没什么家庭悲剧，这个人生是很圆满的。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
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
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朱诺贿
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
爱人。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
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
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
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世界上的哲学家归纳人生，最后总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痛苦，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佛家还提到
“怨憎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是如影随形跟在旁边，分也分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还有“爱别离”，和自己亲密的人分离也是痛苦；还
有“求不得”，想得到的东西，最后总是得不到，想研究某种学问，老是弄不懂，想考那个大学考不进去；做生意想赚一笔钱赚不到；想发展
很好却不成功，总之世界有很多事情求不得，因为求不得而有痛苦。
　　我们知道，佛家解决的方法是得智慧，得智慧后，这些痛苦的事情就能解决，因为看破了人生之痛苦无可避免。智慧与聪明不同，聪明可
以解决小问题，智慧却能解决大问题，如果实在求不得，就不要求他，不求就没有痛苦。中国人讲“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如果不执著追
求一件东西，人品自然会高尚，想争取，自然要委屈自己，到了什么都不追求的境界，人品也就清高、逍遥自在。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要有
很大的智慧。过去也有人问我想当中国历史上的那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
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带著漂亮老婆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
　　张良了不起，但有朋友认为范蠡更了不起，因为他带最漂亮的女人走了，不当官后，变成陶朱公做生意，发大财，听起来是很理想的人生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私的，一切的欲望都满足了，对别人却没什么帮助。范蠡除了帮越国把吴国灭掉这个大贡献外，便无其他，张良总还
帮刘建立起汉朝──也许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都很有成就，但贡献有别。谈到武侠，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虽然有武
功有打斗，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
　　台湾流行崇拜关公，关公的武艺高强没有话说，但他真正受人崇拜，还在于他讲义气，所以民间社会称他关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爷同高。
义气在中国社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外国人和亲朋好友讲LOVE，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单单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谈
不成，没关系，彼此之间的“义”还是在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武侠小说不管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

　　问：为何您认为宋朝是中国的盛世？以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国家，是否足为太平盛世的基础？
　　答：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俄国、美国
尚未开发，英、法、德要和宋朝比还远得很，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但国防不强
，所以常受人侵略。
　　问：您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否为中国皇帝第一人？还有您对孔子的看法。
　　答：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另外我很欣赏汉文帝。他的风度很好，
他在去世前，写了一个遗诏说他一生做了很多错事，真正对不起，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风度很难得，如果发生灾害如地震、水灾时，他就写
文章向全国人民公布，说是因他做得不好，所以上天惩罚他，自己感到很抱歉，批评自己，以前皇帝是圣人，从没有做错事的时候，错的都是
其他人。另外汉朝的汉光武帝也很好，对待人民都是泱泱大度。
　　孔子是万世师表，有教无类，每个中国人的生命中都留有孔子的教化，尤其他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能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而礼的
范围很广，包括制度、文化、法律等等。
　　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
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
，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
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问：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否有借镜之处？如果您写“红顶商人”，您会如何诠释？
　　答：我很喜欢高阳先生的小说，历史小说有个基本范围，被历史事件所局限，限制较多、想像空间较少，像《鹿鼎记》比较像历史小说，
但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创造出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请问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人的评价。
　　答：这两个人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曹操曾经自豪说，如果没有我，东汉末期生灵涂炭，君王称霸，是我让人民生活好过一些
的，这句话是真的。像当时群雄各据一方，做生意的人要越过各个山头的关卡，海关若收钱收个没完，人民哪受得了？一旦统一，一路可以畅
行无阻，经济自然发达，对中国经济有其贡献，但他一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屠城，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
中国了。
　　问：请问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
　　答：苏东坡什么都会，书法、画画、诗、词、文章、为人品格都是第一流的，本身才能又好，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
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他为了国家，抵抗外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又被冤枉害死；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问：黄蓉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会不会参加联考？
　　答：黄蓉如果参加联考，我怀疑她会作弊，她很聪明，学物理、数学都很快，当然不需要作弊，但她的性格要求完美，如果有题目做不出
来，她一定会想办法作弊，而且作弊老师也抓不到。
　　问：在您的小说女性人物中，最希望谁当老婆？
　　答：很多男人觉得，女性最好不要太能干，所以如果黄蓉当老婆，大家都怕，什么行动都没了，所以我最不喜欢黄蓉当老婆。
　　问：您如何看待韦小宝？为何前半部的韦小宝看来温情，后半部却是滥情又邪恶？
　　答：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必然。普遍来说，男人对爱情，是年纪越大越差劲，一方面他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和权力都更大，所
以欺负女性的机会也会增加。
　　问：请问您如何创造出岳不群这号人物，是否与周遭生活有关？可否从心理层面分析。
　　答：我是一步步推想岳不群这样的人物，其个性、年纪、性格特徵、动机如何，以及他想达成的目的为何，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
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岳不群这种人的心理，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一般人武功没他高、用心没他深刻而已，我特别
强调了他深谋远虑的部分，其实生活上用心机、用诡计的人，处处可见。
　　◎“教条不适用，就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
　　问：您自己可能是下一世代眼中的历史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位子？历史人物与政治之间，究竟应持何种态度？
　　答：中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
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
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传”虽以人

金庸谈笔下的美女

　　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不久前到台湾参加他的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与台湾演员萧蔷（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作了一次生动有趣的对谈。萧蔷是金庸迷，金庸也认为“萧蔷人美料多”。在作品中塑造过众多“美女”的金庸与生活中的美女萧蔷对话，当然有别样情趣。以下是谈话内容。
　　萧：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虽然没有像学者那样去分析讨论，不过我觉得您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其中对女人描写，非常细腻。
　　金：谢谢，不过我到美国开会时，却有人觉得我不懂女人。
　　萧：怎么会？我觉得像《天龙八部》当中，萧峰偷听段正淳和马夫人说话，描写马夫人的声音“腻中带涩，软洋洋的，说不尽的婉转缠绵，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我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说话有她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金：美女在你面前说话，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样在隔壁听到就这么厉害，可见马夫人是真的美极了。
　　萧：除了声音，还有在外貌方面的形容，像郭靖第一次看到黄蓉穿女装的描写：“肌肤胜雪，绝色容光，不可逼视。”您觉得美人都是漂亮到令人不可直视吗？
　　金：这是因为郭靖一直住在沙漠，蒙古小姐大概不太美，不像江南的美女，所以月光之下第一次看见黄蓉就惊呆了，他是因所见不多，才有这种感觉。
　　萧：您书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容，赵敏是着墨最多的一个，像“艳丽不可方物”，我一直在想，只有夕阳才会给我艳丽不可方物的感觉，您这么写赵敏，真令我羡慕。
　　金：赵敏是我比较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个性比较复杂，不像有的女孩个性很简单，像双儿就是。
　　萧：书中还有很多小细节，像赵敏在酒店见张无忌，在小杯子上留下胭脂令张无忌痴痴难忘。我也试过很多次在喝东西时留下口红印，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从此就愤而喝完就把它擦掉。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细节的？
　　金：是想像的，如果对这个女人没感觉，她做什么都还是没感觉呀！有感觉，什么细节都会注意到了。
　　记：（报刊记者，下同）《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死时对张无忌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相信”，倪匡评说金庸留下了一个谜团。您为什么说漂亮女人说的话不可信？您被美人骗过吗？
　　金：她是教训儿子，因为她死前想到男女之间的问题，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她已经没时间教儿子了，就用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让儿子记住。
　　萧：您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形容我？
　　金：我将来如果写爱情小说，就把你当作主角写进去，而且会空前绝后的美。
　　记：您笔下有很多聪明漂亮的女孩子，但很多人对她们没多少好感，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老婆，您觉得呢？
　　金：做情人、老婆的都要聪明比较好。（记者插问：听说您欣赏黄蓉，却不敢娶黄蓉？）如果世界上有黄蓉，愿意嫁给我，我当然要娶了，这样人生会丰富很多。
　　记：您写的爱情故事都在古代，比较含蓄，现在社会步调快，您书中的爱情还存在吗？
　　金：其实中国古代的爱情发展步调很快，因为男女见面很难，一见面马上就要表示、要行动，一错过，下次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现在反而可以常见面，步调反而慢了。
　　金：段正淳这种人你可以接受吗？
　　萧：段正淳在当下说爱你时，是全心全意的；但之前和之后就不知道了，所以每个女友都愿意为他而死呀！
　　金：其实跟一个人交往，感受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虽说爱情重恩义，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魂的，两三天也可抵２０年。
　　萧：您喜欢惊心动魄还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呢？
　　金：有惊心动魄也很好。
　　萧：您小说中很多咬人的情节，像蛛儿咬张无忌、赵敏咬张无忌、小康咬段正淳。嘴巴是很亲密的器官，为什么要用来咬人呢？您被女人咬过吗？
　　金：暂时没有！其实咬人是感情强烈的表现，是不自觉的。
　　记：您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字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
　　金：文字改编成的影视很难，因为看小说，自己的脑中会创造过程，化作一角色，和他发生化学作用；但是，化成影视，惊心魂魄的感受就没了。
　　记：所以您觉得不论谁来演，影视永远都赶不上文字？
　　金：很难，其实演员的问题不大，但整个故事情节都改掉就很不好。我很喜欢的作品，就像我的儿子女儿，今天我有事出门，把他托人照顾，结果却被打了，你说痛不痛心？作品被加东加西、东改西改，感觉就像儿子被打。
　　萧：我觉得不只是痛心，我看到这些影片觉得好像它们只是一幕幕动作而已，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看到这些影片，才更觉得您作品的伟大。所谓“武戏文唱”，武侠小说很重要的是动作，您把它写得好、招式也好，而这是很难拍出来的吧！
　　金：写小说时，会把感情放进去，这很难拍出来。我现在看到《天龙八部》阿朱死的那段还会哭呢！别人自己创造一个故事，我当然更不高兴。
　　（此文原载于《南方日报》）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
主持：王燕
二000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
　　查良镛（1924—），又名金庸，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
　　1946年起，先后在《东南日报》、《大众报》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
现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1999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金庸出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首任院长。自1955年至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名，推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中长篇新武侠小说15部，计36卷，蜚声中外。另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
　　王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燕。自从我们《新青年》千年论坛开讲以来，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我们曾多次流连于岳麓书院和千年孔庙，体味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新发现。我们也曾经在这里与优秀的经济学家，网络才俊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每一次论坛，都使我们激动和振奋不已，同时， 也使我们发现，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也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在岳麓书院，回望过去， 回望历史。我们将看到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记录的沧桑巨变之后，一个民族的强大中兴。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历史这个话题，也请来了一位大家
。他众人皆知 、家喻户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是享誉全球的金庸先生。请允许我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金庸先生的简历。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报人、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从事中国通史的学术研究。从1955年到1972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推出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等15部中长篇新武侠小说，共计36卷，蜚声中外。此外他还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论》，以及《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金庸先生今天在这里，将以“中国历史大势”为题。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回望过去、探求未来，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金庸先生。查先生，我们今天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站在边上的一些学生都是从今天上午就开始等在这迎接您，为了抢占有利的位置，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四、 五个小时了。您是不是感受到了湖南观众的热情？
　　金庸：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坐在这里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岳麓书院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中心。我在1993年来参观过一次，当时抱着一种很敬仰，很恭敬的心。踏进这个大门，走了一圈。心里留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但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刚才这位湖大的谢书记告诉我，这个椅子跟当年朱熹所坐的一模一样，这个椅子一模一样，人就大大的不同了，学问就更加大大不同了。我坐在这里，有点坐不安定。我知道，岳麓书院出过很多很多名人，比如像曾国藩 、左宗棠、 魏源，都在这里做过学问，做过学生的。我讲到湖湘文化，湖南的学术传统，跟我们浙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浙东学派很出名的话，大家认为浙东学派，最出名的是实用。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不是就专门做学问而已。而你们湖南做学问呢？岳麓书院好像也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浙江和贵省，倒有点共同之处。我们出的人才大大不及了，但就是在学问的学风上，有共同之处。既然我来了，我本来说跟一些朋友座谈，谈谈轻松活泼的，讲讲大家兴趣会好一点。我看到各位坐在大太阳底下，心里很不安。如果坐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地方，如果讲些轻松活泼的话，又对不起朱熹他们这些老前辈了。所以，既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应该讲点学术性的话。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讲中国历史的问题，讲中国历史大势，我的主题主要讲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主要的特点。
　　我目前正在研究中国通史，也准备写一本书，关于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我在欧洲常常感觉，以前罗马帝国跟我们西汉差不多，处于同一个时期。疆域差不多大，国家武装力量很强，经济力量很发达。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垮台就没有了？而中国汉朝封王之后，后来唐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疆域这样大，欧洲就没有了，其中一定有个原因。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将来我写中国历史，可能还是以这个为主题。以中国历史的历史性是什么道理。我想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我们哲学思想是融合的，不像西方国家，哲学思想是向外征服扩散的。我们是融合的，而且我们是讲和谐的。我们自己内部要互相调合，这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为什么要这样来。我想我们内部主要的要求。整个政治的思想都要互相不斗争，当然我们内部有斗争的时候，互相内部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中国国家比较衰落、比较动乱、比较不好的时候。

　　王燕：非常感谢金庸先生的精彩讲学，生动而且幽默。我想从我们今天热烈的现场气氛当中，可以感知出金庸先生非同凡响的号召力。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男女、不论老少我们都是金庸先生的读者，他的作品展开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画卷，塑造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美妙的爱情事。那么 ，今天金庸先生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纵观中国历史大势，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王燕：欢迎回到现场，这里是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青年》千年论坛的直播现场。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他是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同事。他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先生。廖教授， 金庸先生，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书。但是您今天来这和我们现场的观众都不一样，您在生活当中和金庸先生一起工作过 ， 学习过。我想问一下您，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的印象？
　　廖院长：记得， 那是1996年。那是金庸先生捐赠了1400多万港币，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了一座云松宿舍，在那个捐赠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
　　王燕：在我的印象当中，金庸先生虽然是1972年就已经封笔了，但他的小说在大陆非常热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83年到84年、85年这个期间。当时我就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我记得当时新华书店的书，都没有新书卖，只有旧书，因为翻阅率太高了。如果有新书放在那，都会被别人翻烂。而且图书馆里，金庸先生的书只有书目，见不到书，因为书永远都在别人的手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庸迷？
　　廖院长：我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算是比较后进的。我也记得很清楚，最早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是1987年。因为我那时刚到浙江大学，就在原来的杭州大学去读博士。那时候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是当时有一位朋友借给我金庸先生的作品，我和我的一位同屋，这位同屋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读博士，交换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从晚上十二点 、一点、二点、 三点、 四点、 五点，就这样读下来。那个情景也记忆犹新。
　　王 燕：我想问一下您，您在作品中认识的金庸先生，和您后来接触了金庸先生以后，在工作中认识的金庸，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廖院长：我得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所以我没想过金庸先生像有些朋友问的，金庸先生您会不会武功呀？您是不是武功高手啊？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见到金庸先生以后，一方面，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我和金庸先生相处以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 ，一些人物。金庸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东西。
　　王 燕：比如呢？
　　廖院长：比方说，因为在场的很多朋友过去都没见过金庸先生，但是今天见到了，金庸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 他非常的谦虚；第二是感觉他非常的睿智；第三呢是非常的宽宏。那么这样，你反复去看他作品中的人物发现那些人物，首先是非常谦虚。无论是杨过、郭靖啊，令狐冲这些人物，实际上都非常谦虚，然后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包括里面那些女性。个个都是玲珑剔透的，另外也非常宽宏。昨天有几个朋友都讲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他都是原谅别人严格要求自己。
　　王 燕：其实我想您刚才有一句话我是听到心里去了。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描写了非常多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人叫梅超风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这个人着墨不多，而且梅超风行事诡秘，杀人多多，是一个大恶之人。但是梅超风跟他和二师兄陈玄风的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坏人的爱情故事，它还非常感人。他们为了怕被黄药师发现，他们逃离了黄药师，只好自练《九阴真经》。而且陈玄风在他生前一直是不把《九阴真经》给梅超风看的，因为怕梅超风这个小师妹练坏了身子。
　　廖院长：我想你的意思我懂了。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还写了很多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确实写得回肠荡气，令人非常感动。
　　王 燕：而且金庸的书里也写了许多侠义之士。比如你说的郭靖还有杨过等等，我不知道在你接触以后，你觉得咱们金庸先生也是大侠吗？
　　廖院长：表面上看他不是大侠，他不会武功。但是实际上他是侠之大者，侠在精神 ，侠在道义。
　　王燕：咱们现场也有不少的忠实金庸迷。而且金庸先生作品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说，不管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美利坚，到处都能见到读他书的人。那么我想金庸先生在全球的华人圈都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给现场观众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各位英雄您可以在这，跟金庸大侠在这过过招。
　　观众1：金庸先生你好！我是岳麓书院的研究人员，刚刚您在演讲当中反复说了那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您在小说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七次提到外族入侵的问题。但同时我最近看了您其它的文章，您又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您在小说中的说法，跟您在学术中的说法是否存在矛盾性？请您回答，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部

　　金庸：很多朋友，一些读者他自己写了一段寄给我看，问这样写可不可以？我也不说可以或不可以，很多人对这一刀砍不砍很挂念，我自己也不写。这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续写一段，我好像提供这样一个供大家娱乐的节目，各位在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想想看，这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如果不砍怎么样砍怎么样？自己可以想一个故事下去，我也觉得很好玩。顺便提一提，我到湖南来过几次，关系不密切，我的小说里面，各位有没有想到：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王燕：是谁？
　　金庸：有人说，我写的女主角最好的人，是在岳阳旁边的洞庭湖边的程灵素。这位小姐相貌并不很好看，但是一个很聪明的，内在非常美的，个性非常好的，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的一位小姐。
　　王燕：最好的湖南的男主角是谁？
　　金庸：男主角可能很忠厚、很老实、很贴心、很朴素，受点委屈也可以原谅人家，对人家忠厚体贴，叫狄云，《连城诀》中的，是湘西的。《连城诀》的狄云，一个是湘北的，岳阳湖南的，一个是湘西的，沅陵岳阳这一带的人，一个很好的男人，但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聪明，但个性很淳朴，对朋友很忠实，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王燕：但是我发现你写的男女主人公武功都不太高强，还有点美中不足，这个女主角不是非常漂亮。其实我相信湘女多情一直很出名的。
　　金庸：我今天还跟我夫人、廖先生讨论，对于宋玉讲到楚国有一位小姐非常漂亮，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矮，不高不矮刚刚好。饰朱者太赤，饰粉者太白，脸上的化妆也恰到好处，也不白也不太红，如果现在讲的话，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当时身材怎么样，大家都不管她了，总之她是楚国的。我们讨论到底是湖北的还是湖南的，后来请了廖先生去问他的老师，一位很有名的研究赋的专家。我向他请教，宋玉讲的这位美女到底是哪里人，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他说宋玉大概是湖北人，这位小姐可能也是湖北人，总之我们跟湖南很接近了。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想听了你这话，湖南湖北的女子都会很高兴的，但是更高兴的是湖南湖北的男子。好，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请您提问的时候简单一点，也请金庸先生在回答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来提问。
　　观众5：我是中南工大的一名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听到您精彩的演讲。您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我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的小事情向您求教，您的小说中经常以乾隆作为你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在《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中，您花了很多笔墨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我还注意到，您把满清的这位皇帝写成汉人的儿子，我想请问您：这样写是否经过考证，根据史实来写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您的创作当中，您觉得历史和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谢谢！
　　金庸：这位先生是中南大学的，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大。因为乾隆到底是不是汉人，这是历史上的三大疑案，一个就是乾隆是不是汉人的问题；一个是顺治皇帝到底有没有出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顺治皇帝的母亲，清朝称为大玉儿，有没有下嫁多尔衮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考证的糊里糊涂，不太清楚。北方的历史名家专门考证，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人家的子孙，因为这个传说在清朝传得很普遍，全中国都知道。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传说，也不讲它真，也不讲它假，写小说跟碰到历史一个重要的，恐怕就是（小说）可以虚构，但是对真的历史知识是不能改动的。乾隆是汉人或者不是汉人，因为历史上也有争执，可以讲他是汉人，讲他不是汉人也可以，所以到底怎么样也不清楚。但是讲乾隆
把清朝推翻，变成一个汉人的朝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位先生，问到乾隆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疑案，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到现在还是有的。各位如果到海宁去看潮的话，陈家的房子现在还在那里。所谓陈家洛，是我故意创造出来假的人。
　　王燕：好的，谢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您的小说当中，佛家和道家都曾多次出现，而且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形象，而您对儒家的称道和赞颂却比较少，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佛家和道家，您是否认为在指导个人行为和社会整体行为上，佛道二家胜过儒家呢？
　　金庸：中国传统儒、道、佛，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儒家，岳麓书院是儒家一个重要中心，我也不能作违心之论，实际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到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只怕牺牲性命也要做的，这是儒家的精神；如果道家、佛家，这个事情跟我无关，道家就是看破了，襄阳守得住守不住没关系的，最后还是一样的，佛家（认为）你不要对世事这样投入，襄阳守住守不住也是空的，不必去努力了。儒家（认为）这个事情明明做不到的，理所当然（认为）应该去做的就做了，所以郭靖跟黄蓉的精神是完全儒家的作风，不过我没有特别讲出来而已。
　　王燕：谢谢金庸先生，我们现场的时间